内容提要 焦虑是自由的悖论。人在获得自由思想之后，焦虑也就如影随形。焦虑作为文学主题也作为文学形式，可视作“五四”新文学孤绝的一脉。它绵延期间，倾注了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努力，鲁迅是其中杰出的代表。鲁迅小说以焦虑的方式去讲述或呈现焦虑的时代内容，讲述或呈现本身就已经承担对焦虑的解释而成为焦虑本身。故事结构退隐而感觉成为形式结构，形式也就成为了内容。焦虑凝聚为对生存的思索，对本体生命的追问。
　　
　　一
　　
　　焦虑是自由的悖论。
　　因为自由，所以焦虑。以这样的逻辑关系来理解焦虑，未免显得过于简单，但你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当允许人作为人去思想时，当人开始感觉到自身的诸多束缚并非天赐而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予以开解，而这开解也即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精神方式的诞生，人对自由便有一种新的豁然开朗的觉醒。不自由遏制了焦虑，而自由释放了焦虑。
　　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在上世纪很长的时段里，并不关注焦虑这种人类意识。我这里所说的不关注，其实包含两方面的理解，一是焦虑被当作一种消极和颓靡的情绪，当作非英雄化反英雄化的悲观和没落的人性恶习；二是焦虑的小资成分启发着非常危险的小资情调乃至关于自由、欲望等等想像。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学亦即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必须坚决杜绝的。焦虑在文学尤其是在表达人类情绪的小说中的隐退，就成为一种范式。甚至于在文艺理论中，我们遮蔽了关于这种人类情绪的文学魅惑。它在文学中被驱逐被隐匿被漠视的处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在其自身诉求的过程中，往往是被人为歪曲和扭曲的。它无法宣泄自由的声音，同样无法还以自由的方式。
　　鲁迅是一个例外。鲁迅小说集《呐喊》、《徬徨》等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焦虑，焦虑不仅仅作为文学的内容及主题诉求同时作为形式的文学范例。这种焦虑首先是因为鲁迅作为新文学的先驱者，他对于所处时代，中华民族三千年从未有过之变局的感应，那种新旧文化处于天崩地裂的离析，军阀割据、国将不国的现实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对国人灵魂的失望，对旧文化吃人本质的透彻，对中国知识分子立场与秉性的辩难，故他在文学上所达至的焦虑困境及对之的表述，是多重同时复杂的。
　　鲁迅小说的故事、人物、情节，都深切地同时适中地表达了这种叙述倾向。《孔乙己》的焦虑是从个体向全体再向历史传统制度的纵深展开。个体的焦虑在成长过程中，渐次完成为一种集体的焦虑。孔乙己、魏连殳、涓生等等，最终都成为文学与思想的象征，在拷问灵魂的过程中，小说的道义承担、文体革命演进成改变中国新文学历史走向的启蒙运动。
　　《徬徨》中的篇什，集中表达鲁迅小说这种由内容的道义承担所由的独异性漫漶及小说修辞的形式异化，即不排斥现实主义精微的细节描写，却化入感觉、非情节因素、心理叙述以及泛时间或无时间状态等现代主义小说元素。现实主义的情节铺排，沉浮于情绪泛滥之中而成点点孤帆。
　　《在酒楼上》：“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Ｓ城。”“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此间冗长的铺垫，尽是一些颇为颓唐、懒散及索然的情绪，沉浮于凄清、枯灭的心境中。开头部分几百字泛滥漫溢着这样的语词：凄清/ 懒散/ 怀旧/ 生疏/ 颇悔/ 无味/ 如嚼泥土/ 渍痕斑驳/ 枯死的霉苔/ 铅色的天/ 绝无精彩/ 逃避/ 客中的无聊/ 买醉/ 狭小阴湿/ 破旧的招牌/ 生客/ 废园 / 倒塌的亭子/ 哀愁……在客寓的孤独无奈中，无端期待陌生酒客的心情，由旅途的百无聊赖的惆怅，引出了吕纬甫落魄的到来，时间在焦虑的瞬间被拉长放大，同时叙事形式也随着焦虑的心境而营构了一种期待不安，心灵危机四伏的心情故事。

  　　“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终于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既是“生客”，却又“走熟”，时间与经历在这儿由突兀转成象征与想像中的悠长。在“空空如也”的酒楼，既感深长的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陷于孤独的困境，四顾无人又寻觅不到同道，宁愿以孤独去抚慰孤独，这是一种怎样的枯灭与抗拒？小说的叙事与其说是深谙现实主义的心情写照，不如说是现代主义的象征隐喻。不确定、模糊、犹豫、自相矛盾同时又充满期待的心绪，灵动地蹒跚于“当年”的时间遗迹之中。在密集的旧有且不断滋生蔓长的旧日颓唐中，出现了旧时的更为颓唐的旧同窗，又似乎是“无干的同伴”。小说的叙事形式由于新情节却又是旧人物的到来，所形成的转折，虽然至此一亮，情绪与语境似有转机。但更为曲折，先是“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亮光瞬间熄灭，复入枯灭颓唐之中。“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辛亥革命之后长久的乱局和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沉寂，在1924年春天鲁迅心中，以精神病象，沉疴于《徬徨》之中。
　　鲁迅认同并宽容了这种病象的合理性，此刻，离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不远。可以肯定地说，对焦虑的宽容和对焦虑的哲学认知，是对人类精神的尊重，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体恤与悲悯。焦虑作为正题，所可能展开的全部反题，是耐人寻味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宽容是自由的前提。而对自由的理解不仅仅是一种束缚的松动。自由只有当它成为一种自为的意识存在，也即人身不仅仅具备自由的条件，同时人作为人意识到自身是自由的，自由成为一种意识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这是自由的人和把自由作为一种意识的人的最大区别。你是自由的，可是你束缚了自己的心灵，这样的生存状况大有人在，并不鲜见。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多次指认了对自由的阐释，他把焦虑与自由的关系提到一个骇人的程度。他说：“正是在焦虑中人获得了对他的自由的意识，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可以说焦虑是自由这存在着的意识的存在方式，正是在焦虑中自由在其存在里对自身提出问题。”克尔凯郭尔在描述失误之前的焦虑时，也把焦虑的特征表示为在自由面前的焦虑。
　　作为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鲁迅的痛苦来自于他对自由的认知与对自由的渴望。应该说，大时代孕育了鲁迅的自由思想，而20世纪2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文学主潮，其核心的美学追求是反叛性、先锋性、实验性，是对既有文学规范的彻底颠覆。鲁迅身上分明浸润了这种文化品质，而他反叛的彻底性，是因了他比任何人都更通晓中国文化传统及国学的精华与精髓，他是少数站在中国文化废墟上辩难西方文化的学者与作家。这种辩难使他获得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崭新视角，开广的视域与深邃的历史目光，使他在卑微的人物身份中，切中了现实与历史压迫下的那种灵魂的焦虑，即便在《一件小事》及《示众》这样短小的篇章中，他对众多屑小人物的精神勾画，也无不承载着对民族或阶层的精神状况的深度焦虑。《示众》的焦虑是纯粹地指向灵魂重生的无望。鲁迅对当下中国人麻木无知冷漠却又躁动不安的虚浮心态，有着足够的恐惧与惊悸。在一篇二千余字的小说里，他颠覆了以往小说的叙事规则，竟然写了十七个人物，而且个个活灵活现，凸显了内心的荒漠。车夫、巡警、胖孩子、秃头、粗人……一帮无聊的看客，与他们想看的“犯人”，完全是疏离的。在这篇小说中，焦虑被结构在小说的时间链条上。看者与被看者的时间构成，是一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的开放性的、未完成的时间格局。时间的长度由一个又一个的看客的出场构成，却因对“被看者”的一无所知，而没能形成结局。结局倒成了开头的直接回归形式。这个形式没有时间性，只有空间性。由故事、人物所至的焦虑，成了一种了无结束无尽绵延的焦虑形式。由国民现象而至心理、灵魂，而归结于时代痼疾。鲁迅的小说由此密集无数杂陈又无尽延伸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是无解的，问题与问题的无解所形成的过程的繁复，多重地纵横于小说修辞的全程。自由地叙述却又疑虑重重，叙说自我的不幸分裂。人格与生存，也即东方式的灵肉冲突，曼延于鲁迅小说的叙事之中。所以，时时追忆、忏悔中的涓生，是并不也无法真诚的。

  　　人在获得自由思想之后，焦虑也就如影随形。反之，按照萨特的说法，人便只有生存在恐惧之中。因为焦虑和恐惧的区别是，恐惧是对世界上“存在”的恐惧，而焦虑是在“我”面前的焦虑。晕眩所以成为焦虑不是因为我畏惧落入悬崖，而是因为我畏惧我自投悬崖。处境引起恐惧是因为它很可能从外面使我的生活发生变化，而我的存在引起焦虑是因为我对我自己对这种处境的反应产生怀疑……即他面对他本身而感到焦虑。可见焦虑是对自我反思的领会。焦虑就是反思的过程，它由恐惧生发却又并非恐惧本身。由是，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原则，自由作为一种意识，一种存在意识而不断地使我们坠入新的焦虑之中，对自由的渴望和探求愈强烈，焦虑的程度也就愈强烈，而其焦虑作为过程，它的表现也就愈曲折，反思的可能性和深度也就愈见其绵远。为了逃避焦虑——因为人生来有一种趋向快乐享乐的特质，有一种满足自我的欲望——人便不断逃遁于反思之中。这是趋向将来的惟一思想方法。
　　
　　二
　　
　　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来梳理和观照中国百年文学的历史进程，作家的心灵历程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质变？这些质变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有着怎样的伤害和收获？也许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话题，但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回答与否，它都非常顽固地悬置在文学史家面前。
　　五四新文学已经把人性人道和人的心灵欲求，以“我”的自叙传的方式，以单元单向的“第一人称”叙述，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对自由和心灵自由的渴望，以追求人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等等作为社会诉求，让人回至人自身。上世纪初年那种极端写实的“为人生的艺术”，为中国现代文学在80、90年代的长足发展奠下了文学的人性人道基础，也为文学的现代主义和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生存，抹出了黎明前的曙光。五四时期的大部分作家在这方面都还仅止于一种尝试：单向度地直抒胸臆，主观地表达个人对社会的呐喊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徬徨。他们虽然非常丰富地表达人内心的欲望冲动，诸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郁达夫的《沉沦》，茅盾的《腐蚀》等等，但毕竟还是囿于对知识阶层的内心解剖，还不可能从个人的经验中“间离”出来，而获得一个独立的清醒的对生命有高度睿智目光的作家位置。固然这种尝试并没有真正进入反思人类行为的层面，但五四作家们的努力，给后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复兴，使文学从神到人的复位，提供了最直接也最丰富的营养。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早期生命，得益于五四文学的脐血。
　　鲁迅也遵循五四那个时代现状给出文学的所有原则，但他与别的作家不同，他在遵循的同时并不完全服从那个时代的调遣，他穿透那个时代的迷障，而深邃地发现中国人的社会本质。黑格尔曾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生下来就是为着给皇帝拉车的。鲁迅深刻地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才有《狂人日记》中“吃人”和《阿Q正传》中国民劣根性的表述。“狂人”的狂躁和“阿Q”深层的恐惧所埋伏着的焦虑，如果说仅仅是一种故事的精神呈现，一种意识到的主题阐释和对某种精神现实的演绎的话——这种演绎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已然掀起轩然大波，对于沉睡中的国人无疑是石破天惊——那么，鲁迅后来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包括“故事新编”，就已然不仅仅是把焦虑作为一种小说内容的精神包容了，其焦虑已经冲破内容的樊篱而成为一种形式。只是，焦虑作为形式的鲁迅方式，在长期把鲁迅作为政治鲁迅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将之作为“文学鲁迅”来认识，即使汗牛充栋的鲁迅小说研究，也常常无意识地把他当作政治鲁迅来解读。永远将之囿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政治期望之中。这不是真正的“文学鲁迅”。
　　对鲁迅小说的解读，我们太缺乏的是对它的想像，而这种想像，时至今日，已经有着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我们对80、90年代乃至21世纪以降的中外文学的阅读经验。这种经验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再一次地发现鲁迅。鲁迅对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的新进作家而言，绝对不是一块砸人的“老石头”。在现时文学中，我们是如此清新地嗅到鲁迅小说那种沉埋已久而焚之可通神明的气息。这种气息在现时的文学中，四处弥漫。或者毫无师承的关系，但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土地上衍生出来的中国作家而言，脐血，正在百年之后成诱发基因的神奇力量。

  　　我视野中的鲁迅，是早在上世纪初年就深得现代主义精要的文学家。因为其学贯中西，故他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吸收，是在对中国传统痼疾的批判基础上进行的。他的借鉴是不动声息同时深得神韵的。不仅仅是内容，还有形式。诸如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对之的启迪。在鲁研中，我们很少把鲁迅小说当作现代主义小说来解读，很少注意鲁迅小说中的文学现代性元素。鲁迅小说中的现代性精神境界，他现代主义小说技法的娴熟，是现时的作家难以企及的。
　　与鲁迅相比，后来的一些作家大都只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皮毛，其文学的现代及后现代标志，是由庸俗的文学批评吆喝出来或自我标榜的。作为50、60年代乃至70年代出生的这几代作家，在他们出生之前，中国文学就已经中断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传输，而代之以单向单调单质的革命文学，以革命功利为文学目的的社会主义文学。它也积极、也乐观、也向上，但它们只代表了一种狭隘的阶级利益同时矮化了这个阶级的人文需求和人文标准，从而把文学引向神坛而使文学丧失了文学自身。即使新时期文学迅速地改变了原有的文学格局和文学流向，但是，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社会转型及其心理，是无法容纳一张安静的书桌的。鲁迅、胡适、王国维，尽管他们也积极投身于当时的新文学活动，有的还是旗手和前驱，但是，他们在学术上、在文学经营上，始终坚守一张安静的书桌的位置，尤其是鲁迅。他们都清醒地把握着文学的位置。
　　胡适在《文学进化与戏剧改良》中曾斥团圆式的小说为无价值，王国维也很反对始困终享、先离后合的小说与戏曲和圣谕广训式的文学。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红楼梦》“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鲁迅、胡适那一代倡导的文学革命，是建立在学贯中西，对传统文化有一种学术批判之后发自心灵要求的对中国现实文学的革命。而我们今天每一次所谓文学革命，都是因为外在的、功利的或许对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弹或颠覆的隐秘动机所作的反动，或者是个体经验下的一种本能宣泄。自然，这种欲望冲动也在造就一种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也就是本文题旨：焦虑不仅仅是作为意识到的生存内容，它更应被提升到焦虑本身，它是如何正在被作为一种生存形式来认知。这种生存形式的文学表达，在被小说横移之后，对文学也就自然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这样，我也许就已经逼近了这样的情状，即不仅仅拉近了鲁迅和现时作家的精神距离，同时也重叠了他们之间的时间距离。鲁迅在那个时代的焦虑，已然成为他小说形式的主要部分，这种设计或叫做某种忧患的表述，我依稀可以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从中国90年代以降的新生代小说家的作品中，看到他们之间的默契及其精神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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