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持续升温，他的“湘西世界”因此得到了普遍的重视。然而，研究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精神世界的其他方面，造成了沈从文不适当地被特征化、单一化。实际上，30年代中后期，沈从文原有的构想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也试图超越湘西之“梦”，开拓另外一个世界。本文通过《长河》与其杂文的互读，展现沈从文对现实世界的正面介入与最终的失败，以此进入他不同于“湘西”的另一个世界，并进而对目前沈从文研究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提出质疑。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个性和内涵的作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时期以来在大多读者甚至包括部分研究者心目中，他的价值就在于书写了以《边城》为代表的神秘优美的“边地桃源”，建筑了“供奉人性的小庙”，以此形成对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与革命主题的有力补充。这样的解读是有偏颇的。其实，沈从文与中国大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内心深处葆有对社会道义、民族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参与重建的热切愿望。沈从文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回忆性的湘西传奇中就已有所展露。到了3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也正是沈从文趋于艺术巅峰之际。在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命运与个人生活际遇的转折交汇处，沈从文的创作也开始发生了转向：他的“边地桃源”的湘西世界书写在长篇小说《长河》的华美绝唱中徐徐落幕；与此同时，杂文开始成为张显他积极参与社会的一种新的写作文体。可惜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特别是这些杂文却很少进入研究视野，因此也造成了我们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不应有的误读。
　　本文试以《长河》与此时的一系列杂文之间的互读来探讨沈从文不同于“湘西”的另一个世界，剖析他在社会转折和民族危机时刻对社会现实的介入、选择乃至失败，从而呈现其丰富、复杂、立体的精神世界。而当我们一俟进入沈从文被遮蔽了的另一个世界时，目前沈从文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一 《长河》：对现实的突进与挫败
　　
　　沈从文曾强调小说应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社会现象，便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活动。”“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这里所谓的“人事”与“梦”，既是他对小说的要求，也是他理解文学的两个基本角度。它说明沈从文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一个单纯的“梦”的歌者，他同样也看重现实的“人事”的因素。以此标准来衡量，创作时间横跨1938—1945年却未最终完成的长篇小说《长河》，则可看作是沈从文创作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
　　《长河》之前，沈从文基本上是一个写“梦”的作家，他试图通过美仑美奂的湘西描写，“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肿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沈从文这一想法虽然美好，也似乎充满希望，却始终处于尴尬的境地。“湘西世界”自身的封闭、愚昧，使它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有效的交流，也因此无法切实地对外部世界进行干预而处于某种尴尬。那些带着“湘西”气质禀赋的英雄们，一旦走入现代社会，就会丧失神力，不仅无法成为现代人的示范，相反还会陷入困境之中。《虎雏》中的小主人公就是如此，当他用湘西法则去解决城市问题时，只能仓惶离去。文本实践的这种不和谐证明，沈从文虽沉醉于他的美“梦”，却也时常被复杂的现实“人事”从“梦”中惊醒。他笔下宁静谐适的“湘西世界”，实际上也潜伏着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特别是当他重返故乡，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人事”有了真切的感受和认识之后，“梦”与“人事”的裂缝进一步扩展。早在《〈边城〉题词》中他就曾声明：“将会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有的相持，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之后，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这部作品就是《长河》。

  　　与《边城》相比，《长河》最大的不同就是将侧重点由“梦”转向了“人事”。作品的题名既有着阔大的视野范围，也有着奔腾不止的流动力，足以显示沈从文试图在更为阔大的时空进行表达的宏愿。此前，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空间不是在湘西乡村就是在现代都市，是比较单一的。虽然沈从文想把湘西当作现代都市的“示范”，然而这两种空间从未有过真正的并置或叠合，文明的冲突往往只是被表述为人物因空间变动产生的不适和失败。在《长河》中，沈从文将叙述安排在常德、吕家坪、萝卜溪三个空间里进行。这三地作为城、镇、乡的表征，它们各自也呈现出了形态殊异又互相映照的艺术世界。作为叙事重点的“吕家坪”是一个连接着城与乡的过渡地带——镇，它的出现为湘西世界与现代文明碰撞提供了充分的平台。随着空间的拓展和转移，作品的叙事时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往写湘西时，沈从文大多都采用过去式的时态，文本之中带着远古的气息。而《长河》中作者却直接引入大量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现实社会事件，以此凸显故事的现在时态，最明显的就是战争阴影的日渐逼近。另外，还有貌似庄严实则滑稽的“新生活运动”以及蒋介石政府对湘西农村的掠夺等等。
　　当沈从文将湘西从遥远的过去拉回到纷繁的现在时，他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对湘西所谓的现代“示范”充满美好的想象。这也说明他已意识到了湘西世界无可挽回的“堕落”：“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那点堕落趋势。”面对湘西“堕落”的正视，也证明了沈从文对现实“人事”的清醒，表现了他对于“梦”的失望与质疑。而“堕落”的结果，就是湘西再也无法让现代世界相形见绌，它只能默默地承受外来的劫掠与破坏而毫无抵抗力。如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别有目的的征兵，以及现代机械工业对湘西原有的手工业的冲击等等。更为严峻的是，在精神上，外部世界无时不在地对湘西进行着恐吓与诱惑。如书中写到的“新生活运动”，在乡下人看来虽滑稽可笑，可还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造成了恐慌，使其“不免惶恐之至”和“异常不安”。特别是那个见到橘子能获利便想白白来一船的保安队长，作者用犀利之笔揭示他凭借代表国家权力的军队与武器的支持，通过苛捐杂税、强取豪夺，劫持乡村财富。他对天天觊觑也并不只是停留在肉体上，同时还想从精神上“引起她对于都市的歆羡憧憬，和对于个人的崇拜”，即以所谓的现代文明对她进行腐蚀和诱惑。保安队长这样的人物在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是很少见的。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代表者，他对湘西的破坏是双重(从物质到精神)的。
　　当然，湘西之所以“堕落”而不能成为现代文化的“示范”，主要还在于自我内部的变化。虽然沈从文仍还在描写淳朴的道德和人性，但在《长河》中已掺杂了不少含混暧昧的因素。当这些因素浸染到“自然之子”身上时，他们就变得复杂起来，也因此失去了以往那种原始单纯的英雄性。比如商会会长，从社会地位及其职责来说，他与《边城》中的船总顺顺具有某种相似性，与橘园主人滕长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负有荫庇一方的职责，是湘西精魂的保护者。然而在会长身上虽还保留着一些仁义慈善和古道热肠，却也流露出了一些不同于顺顺、长顺的油滑和虚伪。他总是利用一些小小的欺诈和计谋，做一些有违本心的事情。面对保安队长的掠夺，滕长顺因受了侮辱而断然拒绝，而他却虚与应付，最终还是一一满足了队长的要求。现存篇目中，由于他的回避使他免却了与保安队长的正面冲突。所以，滕长顺拒绝的结果是得到了把橘子树砍光的恐吓，会长得到的却是一起去打牌的邀请与野猪肉的馈赠。会长这种回避态度的确保全了自身，有时候也荫庇了他人(比如经过他的游说调解，滕长顺的橘园没有继续受到破坏)。可也正是这种态度纵容了保安队长的行为，不能从根本上打消其对天天的垂涎。从顺顺、长顺再至会长，我们不难看到在“镇”这样一个城乡杂糅的空间里“产生了怎么样的人性”。会长的变化隐喻着湘西伦理价值观念的深刻嬗变，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堕落”，甚至因为这种“堕落”来自湘西世界的内部，不易察觉反而更加可怕。在一定意义上，它向我们昭示了湘西文化背后潜在的深刻的危机。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指出的：“社会文化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如果这一社会文化本身已丧失了对外来冲击产生有效应激的能力，那么等待它的只能是无情的蜕变和衰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社会文化蜕变和衰落的过程中，由于文化整体价值观的破毁，沈从文还进而将“堕落”由具体的人扩展到社会的整体。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河》在描写会长油滑虚伪的同时，也向我们呈现他所在的吕家坪那里“堕落”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普遍的程度：原有的橘子尽供路人享用的古道遗风，己慢慢变成了连狗矢橘也要有人看守，用做买卖。面对此种情景，老水手满满禁不住叹惜：“好风水，龙脉走了!”这样的慨叹也同样属于沈从文。

  　　需要指出，《长河》创作之际正是中国进入艰难的抗战时期。在此之前，沈从文试图通过提炼本土经验来为国家、民族提供一种发展方向。然而严峻的现实却将他的美好构想无情轰毁。尽管他想以熟悉的方式弥合“梦”与“人事”之间的错位，并为避免“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然而他仍“心中不免痛苦”。即便他还想借天天、三黑子、满满这样“梦”一样的人物，来证明“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可在现存的篇目却没有这方面的美好信息，相反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片秋天的肃杀之气。正因此，《长河》在对酬神戏的大肆渲染处戛然而止。作品的未竟固然与战乱影响有关，但从更深层角度来看，这也是沈从文对自己旧有方案、旧有创作方式有意识的中止。他已看到了旧“梦”无法弥救的“堕落”，然而他却无法再象以往的湘西小说那样为之寻找一条解救的出路，他似乎陷入了绝境。该怎样走出旧轨，寻求一种新的话语言说呢?这是沈从文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另外，“梦”与“人事”的关系处理不仅体现了沈从文关于国家复兴、民族重塑的构想，它也是其湘西小说的魅力之所系。通过“梦”与“人事”的平衡协调，他既坚持了艺术的原则，也表达了自己对社会的承担。但当“人事”一次次地证明了“梦”的虚妄时，他的创作魅力也随之遭到损毁。孔范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评价《长河》“的确不能代表沈从文的主要特色，在艺术上尤其不如《边城》圆熟精到”。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很中肯的。也正是这个原故，我们看到在《长河》之后特别是4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创作无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相对萎缩、停滞的阶段。不仅创作的数量锐减，而且精神气度也再难达到曾经的从容自若。它们多数的命运与《长河》相仿，成为一个个未完成的作品。《小砦》只是刚刚展开就被放弃，《芸庐纪事》也只进行到第三节；而《雪晴》、《赤魇》、《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等虽完篇，却也难以再现当年“边城”的魅力。
　　在自我怀疑与否定中的沈从文是苦闷的，但他并未因苦闷而泯灭对于国家、民族的希望。《长河》的创作过程是艰难而漫长的，但即便苦痛如斯，他也没有放弃对“人事”的关注与介入。在《〈长河〉题记》他仍强调吕家坪问题的普遍性：“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问题，说不定它正和西南的好些地方差不多。”“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另一地方发生。”只是他旧有的写作与表达方式之间有着太过紧密的联系，因此“梦”与“人事”的失衡意味着旧的思想与方式的双重挫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长河》是其湘西小说的继续，也是其湘西的小说的终结。单一的突破已不足以解救他的危机，那些不断创作又不断中断的湘西小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面临的是精神思想和表达方式上的双重突破。我们曾经惋惜沈从文式的抒情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中断，但其中的原因决不应仅仅归结于来自于外部的压力，其中也同样存在作家主动的自我否定与超越。40年代之后，沈从文的创作向心理小说突进，散文发展也基本上与小说的方向一致。评论家认为他进入了一个“抽象的抒情”时代，与时代大潮是疏离的，而实际上沈从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杂文写作。在这些杂文中，沈从文接续了《长河》留下的问题，借助于新的文体向现实的“人事”深入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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