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教授寄给我一套《吹沙集》，并希望我写一点读后感，对此我颇感踟蹰。因为，《吹沙集》作者门下有很多学生，他们不仅与作者相知很深，而且对《吹沙集》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比起他们来说，对此书表示一些看法，我应当是没有什么资格的。那么，我又为什么同意写这篇“书评”呢？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吹沙集》的作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位著名前辈学者，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我作为这一领域的中年学者，理应在对前辈学者表示敬意的同时，重新学习他们的学术经验，尤其在方法论的反思方面，以求作进一步的思考。不过，由于我的了解可能比较粗浅，甚至主观性较强，因此，以下所说，与其说是评论，更不如说是一种个人的读后感才恰当。
　　
　　《吹沙集》共三册，是著名学者武汉大学教授萧父先生专著之外的论文集，其中《吹沙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字，以关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问题为中心；《吹沙二集》收入的主要是作者九十年代的文字，以世界多极化发展、东西文化学术交流融合为背景；《吹沙三集》收入的则主要是作者新世纪以来的文字，以阐发文化的多元发生、多极并立、多维互动为基调。可以说，“吹沙”各集的重点变化，鲜明地显示出作者的哲学思考与时代思潮密切结合的特色。
　　在全部三册《吹沙集》中，广泛地包含了作者从先秦到现代，有关儒、释、道各家哲学思想的具体研究，显示了作者很高的研究水平。但在我看来，萧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思考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大问题的用心思考尤值得读者关注。事实上，三十年来，萧先生用力最为突出的是两点：一个是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阐发，一个是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他晚年在《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跋语中自己说，自五十至六十年代在从哲学到哲学史的专业转向以来，其研究的主要注意力是在“关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以及历史的发展只有到特定阶段才能进行自我批判和总结性反思”这两方面。他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研究的影响，不仅在于几十年来坚持以此种观点进行王船山哲学的个案研究，更主要在于对这一大历史问题的宏观把握。因此，不管我们是否完全赞同作者在这两大问题上的主张，对作者在这两大方面的工作给予再思考，才是对作者的最大尊重。因限于篇幅，本文则只侧重于前者。
　　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曾出现各种不同的文化论主张，如“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等。萧先生的主张被归纳为“哲学启蒙”。在萧先生看来，仅仅用“哲学启蒙”来概括他的思想，似乎不知所云，对此，他自己的最简略的表述是“从中国十七世纪以来曲折发展的启蒙思潮中去探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吹沙集》，57页，以下只注页码）。所谓十七世纪启蒙思潮，萧先生所指的是明末清初以顾、黄、王等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并认为这一思潮是以反道学为其特征。对于此种观点，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如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有不少学者以“实学思潮”来概括对这一思潮的理解。所以，我读萧先生此书，关注点不在于是不是或有没有这样一个启蒙思潮，而更关心的是萧先生提出这一看法背后的问题意识。我觉得这一点在以往谈《吹沙集》的时候，似注意不够，而从这里进入，则可能使我们多一个理解作者的角度。
　　
　　“历史接合点”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我以为这是和萧先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思考分不开的。萧先生的名作《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以下简称《道路》）是萧先生论述这一问题的代表作，此文写于八十年代初，其中还没有涉及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确定意义的“启蒙哲学”，应仅就其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相适应，作为封建旧制度崩解的预兆和新思想兴起的先驱这一特定含义来确定它的使用范围，其实质是一个社会未达到崩溃但矛盾又已充分暴露条件下进行的自我批判（14页）。萧先生要问的问题是：“中国思想是否有过这样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11页）对此，萧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明确指出这一中国的哲学启蒙始于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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