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就给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在发言中不要触及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和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陈云、王震不为所动，在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陈云为此还在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叶剑英、李先念也曾表达过同样的愿望。起草报告时，叶剑英多次提出，要对邓小平的提法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然而华国锋并没接受这些正确意见，他在会议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并且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由于一些人的阻挠，陈云的发言居然没有登上会议简报。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崇高威望，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仰，但也由此滋生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甚至是迷信。几十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准则，当作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既有他个人的主观因素，也与这种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想继续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在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性时刻，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再次展示了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品格和胆略。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华国锋派人与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一口回绝：“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5月24日，邓小平对王震、邓力群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全会闭幕时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他还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要创造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在毛泽东逝世1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陈云也在文中写道：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全党都在思索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胡耀邦走在了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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